c5.1 中国如今赚钱的方式

c5.1 中国如今…

从1000亿美元,到8000亿美元,要花多久? 

马斯克告诉你,一年足矣。疯涨7倍的特斯拉,如今市值已经超越大众、丰田等9大传统车企的市值总和,也让马斯克过了一把全球首富瘾。 

但就在马斯克生活的同一片土地上,另有一群人正苦苦挣扎:仅2021年的第一周,就有近100万美国人失业,还有近5000万美国人面临食物不足的难题。

一面姹紫嫣红,一面身陷泥淖,有人管这叫“内卷”。我们似乎正在走向一个分化、乃至极化的洪流中,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也是一名参与者。

在这样一个时代里,我们能做些什么?又该怎么做?

一座叫作“分化”的冰山,

正在加速浮出水面 

我们正走在历史洪流的拐点上。

2020年6月上旬,我从北京出发,开始一场长达两个月的“中国之旅”: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深圳、长沙,还有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长串小城。

从城中村到摩天大厦,从食肆酒坊到学院机构,从寺庙到夜店,从阿里到腾讯,从工厂蓝领、外卖小哥、美容师,到潮汕客家的民间融资大佬、大小老板、IT新贵、新老银行家,以及形形色色的体制内精英。

一路走来,基本将中国的多种有生力量都感受了一遍:民营经济、创新经济、国有大金融资本、科技巨头、房地产、制造业、实体经济,等等。 

在调研的过程中,我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,是什么呢? 

某天上午我在东莞跟工人聊天。当时疫情还未完全开工,有的工人说钱不够花,也有的说够,但是要拼命加班、节省一点,一天伙食控制在20、30块,一个月支出控制在1000块左右,就能把钱存下来。

结束上午的调研,我心里很沉重。下午,我们去深圳见了一个潮汕老板,在深圳福田、南山拥有着一栋一栋的楼,120多亿的楼拿下来都不在话下。 

聊到民间借贷问题时,我问“你们都怎么借贷,一般拿什么抵押?”他说,潮汕人之间刷个脸就行了,几千万要啥抵押啊。 

我记得当时从又豪气又土气的楼里出来时,阳光照在身上,整个人有种被撕裂的感觉:

有些人为了一个月5000块钱要拼尽全力,但对另一些人来说,花掉5000万也不过就是一种消费而已。

一个词浮现在我心头,一座叫作“分化”的冰山正在被托出水面。近100年来,“上升”和“下沉”分流的速度和力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晕眩过。 

不难发现,这些年,全球贫富分化的程度在快速上升。2020年,只是这个转变被显性化的拐点而已。 

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从增长到分配的话语转变。以美国为例,在我印象中,美国中产阶层家庭就像《成长的烦恼》里演的那样,大房子、大别墅,家家都有车,特幸福、特有钱。

1959年,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苏联访问期间碰到赫鲁晓夫,跟他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厨房辩论,他列举了美国中产所享受的一系列好处: 

3/4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、5600万辆汽车、5000万台电视机。尼克松骄傲地说,“美国才最接近无阶级社会,是所有民众共同繁荣的典范”。

但到了1978-2019年的40多年间,情况变了,叫“消失的中间层”,美国富人的财富不断在膨胀,顶部1%富豪的财富占比从21%上升到37%,前10%富人的财富占比从63%上升到71%。 

2017年底,全球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测算发现,1973年之后,美国工人阶层的收入几乎停滞不动。剔除掉通胀,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40多年来一共才增长了10%。 

中下阶层的财富一直在缩水,收入在后50%-90%的这部分人的财富占比,从3%一直下行到0附近。 

过去几十年,美国的财富版图就是“底层沉没,中层消失,上层微涨,顶层膨胀”的局面。包括巴菲特、扎克伯格等在内的前1%美国富豪,是这几十年美国财富分配中的最大赢家,律师、医生等前10%的精英层也颇为受益,其余90%的美国人并没有能从“金融梦”和“科技梦”中获益太多。 

202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《美国工厂》,正是这个消失的工薪时代的挽歌:

玻璃检查员肖尼站在镜头前,衣着朴素,脸上带着点认命的麻木,“我在通用公司的时薪是29美元,还有其他零碎收入。在福耀,我是12.84美元”。

肖尼以前是俄亥俄州的一名工人,突如其来的失业使她原本宽裕的家庭陷入漩涡。虽然福耀给她重新带来了工作,但是离她过去的中产生活水平依然相去甚远。

片中,肖尼的孩子想买双运动鞋,换作以前肖尼想都不会想就会买给她,而现在,想想明天的柴米油盐,必须一块钱掰成两半花,肖尼有点犹豫。

纪录片的结尾是这样一个镜头,休息间隙,肖尼熟稔地点上烟,深吸一口,烟雾背后的她的脸毫无欢颜。

站在历史潮水的一侧,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“镀金时代”,空气中充满了增长和财富的荷尔蒙。 

但站在另一侧,其实还有一个沉默的、锈蚀的群体——只能在资产泡沫中作壁上观的普通家庭,在技术进步中被迭代、被下沉的普通劳动力,他们成了镀金时代的“青铜黑铁”。 

我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会是这样?

不平等,是宿命还是诅咒?

道理并不复杂。 

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,能够发现人类历史的经济主题从来只有两个,一个是增长,还有一个是分配。

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,这两大议题会有不同的权重而已:

普遍高增长时期,大家的注意力放在“效率”上,主要考虑怎么更好更快地烤出蛋糕;但当增长机会少了,大家的注意力一定更倾向于“公平”,要考虑怎么更好更合理地分配现有的蛋糕。 

但是,就像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沙伊德尔在《不平等社会》一书中写到的,人类增长的漫长历史告诉我们,增长和分化就像“人”字的一撇一捺,快速的增长总是伴随着剧烈的分化。

越增长,越分化,这向来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规律。因为在整个社会分配体系中占据优势的人,掌握着生产资料、生产要素的那些人,往往就会获得更多的增长果实。 

一般来说,从古至今,只有大规模战争、社会变革、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这4种方式,暂时对抗或者短期逆转了不平等。这之后,人类重新进入一个财富相对平等的阶段,接着再往前发展、循环。

然而,到了1945年以后,这样的历史进程有点被打破了,上述的几种方式要么没有出现,要么收效甚微。

上世纪40年代后,是欧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,到了60年代则是日本的黄金发展年代,70、80年代是东南亚,90年代是“金砖四国”,而2000年以后则是中国。

过去的75年,人类进入史上最快的增长阶段,与此同时,积累的存量财富也没有被“消灭”掉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硅谷和华尔街就成了两座牢不可破的大山。 

可以说,增长的果实确实是极大的,但基本上都倾向了所谓的精英阶层。

更关键的是,在这轮经济繁荣的背后,有着一个巨大的推动引擎: 

信用货币和金融深化。 

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,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,进入信用货币时代。 

在过往的贵金属货币时代,货币数量受限于储藏量和开采冶炼技术,市场交换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相对平缓;但到了信用货币时代,人类货币创造的能力一下子摆脱了“具体物品”的限制,只要有“信心”,货币发行数量可以“上不封顶”。

而且就在全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不久,也就是1980年以来,全球利率一直处在下行通道中,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15%一路下降到如今的1%左右。 

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,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,2008年次贷危机,2020年新冠疫情等几次大波动后,各国为了刺激经济都开启放水降息的模式,利率下行的速度更快了,比如在疫情短短几个月间,美联储放水量就高达3万亿美元,是2008年的2.3倍。

经济下滑了怎么办?放水,降低利率;股市崩盘了怎么办?放水,降低利率;次贷危机怎么办?放水,降低利率;疫情爆发了怎么办?放水,降低利率。

有人开玩笑说,外星人入侵地球了怎么办?还是放水,降低利率。 

而负利率、零利率、低利率本质上对富人更有利,越低利率就越有利于拥有金融资产的人。

因为普遍的利率下行,就意味着资产价格中枢的整体上升,这会让拥有存量资产人群的财富保值、增值。也让这些有“信用”的人群更容易通过信用扩张,完成“钱生钱”的过程。相反,那些没有存量资产,缺乏信贷能力的人群则会被甩下列车。 

比如一个年入1000万的企业高管和一个年入6万的中产,两者相差100多倍。如果考虑投资收益率,这个差距就会更为显著,假定企业高管的储蓄率是90%,中产的储蓄率为20%,投资回报率同样是5%,10年之后,企业高管的财富可以积累到7100万,而中产的财富只积累到13万,他们的财富差距拉大到540多倍。

从100多倍到500多倍的差距,这是令人绝望的鸿沟。

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过去几十年的利率下行正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发酵剂。每次危机后的刺激政策,都是一场资产的盛宴。“资产”就像一湾海峡,每次潮来潮去,水域两侧终是渐行渐远。

对于我们而言,在这样一个从增长转向分配的时代,它并不意味着再没有增长的机会了,只是说分配方式要发生变化。 

那些被数字化“阴影”笼罩的人

造成“分化”的原因,还有另外一点:数字化。

从亚当·斯密时期开始,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,从长远来看,技术进步能带动生产率的提高,提升人均收入水平,创造新的就业机会,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。 

然而实际情况却是,技术进步的“阳光”并不会普照大地,总是偏爱某一类人群,冷落另一类劳动者——这叫作“技术进步的偏向性”。

每个时代的技术进步背后都有“失败者”。

把时间往前拨,18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时,由于纺纱机的技术进步,一名工人将1磅棉花纺成纱线所需的时间,从500小时缩减到3小时。机器生产逐渐替代手工劳动,大批手工业者破产。

1779年,一名叫卢德的英国织布工怒砸两台织布机,获得大量工人的支持。他们认为,消灭机器就可以把原来属于自己的工作拿回来。1811-1813年间,工人们发起声势浩大的“卢德运动”,他们冲进纺织厂,捣毁机器设备。

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,卢德运动没能阻止机器代替人力,生产流水线也成了工业社会的标配。

所以尽管技术进步最终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,将人类社会的增长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但在变革的过程中,很多来不及做准备的普通劳动者就被遗弃在了旧时代的阴影中。

现在,技术进步换成了“数字化”的这次变革,会有不同吗?

答案有点扎心。跟之前的技术进步一样,数字化本质上仍然是胜利者的狂欢,而且它还是更加有偏向性的技术进步,高技能、高创意、高收入的群体被赋能。 

这会导致两个差异:第一,被冲击的人群覆盖面更广;第二,“赢家通吃”的趋势会加大。

数字时代的“分化”开始趋向“极化”,绝大部分增长越来越集中在数字科技头部企业中:

传统企业沃尔玛做到千亿规模花了35年,而亚马逊只花了18年。

迪士尼营收突破200亿美元花了74年,而Netflix只用了22年。

像微信、脸书这种“数字社区”更是呈现出“病毒式”扩张,微信用6年覆盖9亿人口,脸书成立13年就吸引了20亿用户。

2006年,彭博公司发布的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名单中,绝大部分都是在通信、能源、金融领域有着悠久历史的公司,只有微软作为“数字化企业”鹤立鸡群;14年后,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中有9家是数字科技公司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这些普通个体都是时代的“价格承受者”。 

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《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》估计,到2025年,自动化和人类之间全新的劳动分工将颠覆全球8500万个工作岗位。全球劳动力市场出现“极化”现象,即“纺锥型”的劳动力市场被“杠铃型”的劳动力市场取代。 

因为数字化的本质就是提高生产效率,因此最核心的就是之前所谓的中等技能岗位会被替代掉,比如质检员、工厂里的小班组、会计、打字员,等等。

一个“K型”结构开始浮现:劳动者要么艰难地挤到上坡路,比如成为律师、医生,但最终成功者寥寥,因为迁徙成本太高了;要么就是滑入下行通道,在劳动上失去议价权。再没有中间路径。原本最坚实的“中间层”开始被分化掉,两极之间渐行渐远。

像这次的2020年是劳动力市场的“天灾之年”:截至2020年三季度,全球减少的工作时间相当于3亿全职工作岗位的流失,整体收入降幅超过10%。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率达到1929年以来的峰值,美国的失业率更是触及二战后的最高点。

而在另一边则是一派“热火朝天”的景象:我们研究了主要招聘网站的数据,发现2020年前8个月,网络主播、数据分析处理工程师招聘人数同比上涨50%左右,程序员招聘人数同比上涨22%,招聘薪资也上升了10%左右。

在线教育行业高薪抢人的新闻也频上头条:8月,根据有道精品课发布的招聘信息,K12小初学段主讲老师的年薪在40-100万之间;猿辅导在线教育给2021届毕业生开出了25-50万元不等的年薪,等等。

可以说,在数字化加速的时代,“凡有的,还要加给他,让他有余;没有的,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”。 

所以一个有点残酷但几乎不可逆的结论是,数字化已经,正在,还将继续加速人类社会的“分化”。

在这个“光明的未来”背后,有着越来越大的巨头阴影。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在2020年开始了平台反垄断,正是因为平台天然就具有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特质,导致初次分配一定会向平台倾斜,头部效应越来越强,大者恒大、强者恒强。

但平台监管的本质不是为了干倒平台,只是要把分配的机制稍稍矫正一点;不是为了屠龙,只是想让那些屠龙的少年不要变成恶龙。 

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未来10年、20年里,学界、法律界、监管界和业界共同面临的问题,现在有讨论说比如采取数字分红、或者征收数字税的方式。 

但没有人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就说得到了最终结论,这肯定是胡说,说白了还是得让市场在演进的过程中去逐步解决。

我有4点建议

我们常说,一个人的命运,当然是靠个人的奋斗,但是也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。有时,选择远远大于努力。

那么,在这样一个历史大洪流中,国家、企业、个人又该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,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呢?我有几点想法:

1、做大“新中产”

在2020年10月五中全会的公报中,有一句话叫“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”,这是整个公报中非常亮眼的一句话,也是首次提出的一句话。

所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,大约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,现在刚到1万,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经济要翻番,也就是每年要保证4%-5%的经济增速。 

这代表着“增长”还是未来15年的主旋律,还有许多“增量”机会—— 

要知道,中国居民只有不到4亿人坐过飞机,1.5亿人有护照,可能出过国,不到1亿人喝过星巴克,不到4亿人有驾照;此外,还有5亿人没用过互联网,至少5亿人没有用上冲水式卫生厕所。

所以下一阶段不仅是经济翻番,还需要让增长果实向中下层倾斜,尤其是上一波增长分配中被落下的人群,让另外1亿、2亿,甚至更多人成为“新中产”,让中间层收入提高,财富上涨,让下面的人有上升机会,让中间的人有继续攀登的希望——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增长潜力所在。 

但问题就来了,怎么让这些人成为“新中产”呢?

太阳底下并没有那么多新鲜事。20世纪中期的美国、英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、21世纪初的中国经验都告诉我们,首先要让更多人拥有资产——大城市房产是其中首选。

所以,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是“在核心城市大规模建造安居房,帮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以较低价格在城市安家置业,创造新一代中产”。

按照北大国发院徐远教授的估算,假如针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,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,套均面积50平方米,套均投资100万,每年直接投资10万亿,可以保证10-15年每年5%+的高速增长,这会让未来10年中国得以继续处在“增量经济”的通道上。 

更重要的是,这个“二次房改”如果能够完成,中国的城市化才真正走上正轨——将城市权利赋予替城市承担义务的人,将工棚城市化转化成市民城市化,让城市的创造者、建设者享受到城市增长的果实,也分享到中国巨大公共财富的红利。

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均GDP刚过万元美金,仍有10亿多“不富裕人口”的大经济体来说,只有增长是真正的解药。套用一句著名的论断,“让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”——增量会部分地暂时淡化分配问题。只是,这个增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矫正,让增长果实能被更多人分享到。

2、“搞平台薅羊毛”的时代,过去了

科学哲学告诉我们,世界是“演化”出来的。同样地,企业也是如此,一开始就路径清晰的企业并不多。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演化而来的,像快手的宿华当时肯定没想到能做成一家千亿企业,马云就更不用说了。

但是,现在有很多创业者都梦想着成为马云、马化腾、张一鸣,因为“眼馋”这些平台涨得太快了。

这个想法现在基本可以放弃了,未来这种机会会很少。 

因为我们今年在研究平台的过程中意识到,数字平台就像是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,这些年无论是腾讯、阿里、美团等平台型企业其实都在做一件事,就是搞线上基础设施。

经过10来年的“大吞小”洗牌后,可以说现在线上基础设施建得差不多了。一个新的“大平台”的空间越来越小了。

这点对大家很重要。整个商业模式要转向了,过去那种“商业模式为王”,讲故事的年代基本结束了。从基本需求出发做好产品的时代来临,我们正在进入一个“小而美”的阶段,商业逻辑回到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事情上:是否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?

比如作为一个长沙人,我早听闻“茶颜悦色”是长沙名片,200多家门店,每家的标配都是“贪吃蛇”长龙队形,有人甚至会为了喝杯茶颜悦色,大老远打飞的、坐高铁从广州跑到长沙。

有一次在饭桌上聊到茶颜悦色,一个50岁的大哥和他22岁的闺女同时喜笑颜开,表示“好喝呀”。所以其实茶颜悦色活下来并高速扩张的道理还是:茶是否好喝?是否健康?用户体验是否够好?

所以大家未来不要总想着搞平台薅羊毛,不如踏踏实实开个店,做好一个“拳头产品”,就像有2块钱的红薯、也有15块的红薯,我之前在灵隐寺就吃过一个15块的,用三角形的袋子装着,插一个勺子,手都没弄脏,口红也没沾到。大家想这个利润多高啊。

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底气特高,说白了就是“眼高手低”。我觉得,如果说在泡沫年代仰望星空可能更重要的话,现在脚踏实地才是正道。 

3、位置决定命运:抱紧核心城市的核心房产

回看过去30年,中国家庭财富版图可以浓缩成一个词“城市”。

30年前从同样的起点出发,到了2019年,北京人的年收入是广西南宁人的两倍,资产价值是其6倍。

可以说城市是决定成长的核心因素。一个人所站的位置、所在的城市,决定了他的生产效率、收入以及福祉。

翻译成有行动指南意义的大白话就是:一个中国人的财富方程式是——所在城市越大越好,买房越早越好,学历越高越好,如果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,那就得打个折扣了。 

很多人纠结职业的选择,困惑资产的选择,却从来没有意识到,对城市的选择更深刻地影响着个人财富。 

一个普通程序员在深圳锤炼10年和在小城市消磨10年,获得的技能和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为什么艺术家会扎堆在纽约、伦敦?为什么那么多怀揣梦想的人背井离乡,在天通苑“北漂”,在漕河泾“沪漂”,在远方蜗居煎熬? 

因为站在对的城市的肩膀上,我们会被赋予更强的财富创造能力。一个三线及以下城市户口的人,如果在一二线城市定居,那么平均财富水平为378万元,如果他到四线及以下城市定居,财富水平会降至236万元。

而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、一个城市的“房地产”就是这个国家、地区和城市的“股票”。根据央行数据,2019年,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在90%以上,房产占中国家庭财富的70%以上。 

换言之,房产价值差异是中国居民财富差异的最大来源。 

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线城市户口,却没有或者没有能力购买一线城市的房产,平均而言,他的家庭财富会下降557万。反之,一个农村户口的人如果购买了二线核心以上城市的房产,他的家庭财富则迅速上升到441万。

现在流传着很多段子,说“美国年轻人朝气蓬勃,天天追求诗和远方,而我们中国人则天天操心着买房”。

但事实却是美国中产的财富牢牢地附着在房地产上,从数据上看,下层人群的房产在财富中占比80%以上,中间层60%以上,而对于top10%的富人,房产占20%。

所以我还是那句话,人口往大城市集聚是全球几百年来的发展趋势。未来,“进城”依然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阻挡的趋势,“大城市的胜利”是一个必然,典型就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,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越来越少的、最有价值的土地上。

因此,房价的分化程度也会不断加剧。我们即将告别那个“闭眼买房,躺着赚钱”的年代,只有有增长潜力的地方的房产才有长期价值。什么地方才叫有“增长潜力”?大城市、大都市圈。 

4、对抗分化,你该掌握的3种思维方式

未来10年,是一个从增长转向分配的时代,分化是大趋势。 

在这种情况下,个人的每次选择都将左右自己的命运轨迹。面向未来,我们又该如何培养自己不被数字化淘汰的核心能力?这3种思维很关键:

1)增长思维

所谓增长思维,就是找到一个可以持续增长的领域,踏上一个高速增长领域的扶梯、电梯,甚至火箭。 

而什么叫增长率?以挣钱为例,你今天挣100块,明天还挣100块,后天接着挣100块,这时你的增长率就是0;如果今天挣100块,明天挣120块,后天挣144块,这时你的增长率就是20%。

所以,怎样提高你未来的收益?你至少要想办法找到那个手扶梯,甚至是电梯,这肯定比你爬楼梯快多了。

2)杠杆思维

什么叫杠杆思维?就像阿基米德的那句话: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杆和一个支点,我能撬起地球。所以,杠杆思维其实包含两样东西:支点足够坚实,杆足够长。

比如当你用5成首付(50万)购买了一套100万的房子。过了一年,假设房子涨到120万。从财富增值的角度来说,你就是用了2倍的杠杆,1年时间用50万赚了20万,40%的收益。

如果你用了3成首付(30万)呢?那你就相当于用了3.3倍的杠杆,1年时间用30万赚了20万,获得了66.7%的收益。

当然,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房价大概率是在上涨这个支点上。这就是杠杆思维。又比如我作为一个北大的教师,我为什么要去做线上课程呢?这就是在用数字化的工具,给自己加了一个杠杆。

3)对冲思维

对冲在金融世界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,是一种通过反向操作,追求确定、脱离侥幸的操作。

比如一个家庭里,如果夫妻俩都跑到市场上去赚大钱,他们就可能会面临一种波动很大的人生,要么大富大贵,要么一贫如洗。但如果其中一人做比较安稳的工作,另一个再去追求激进。这样这个家庭就有足够的上升空间,同时也能保住底。 

这就是对冲思维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安全边际。现在很多年轻人老说,我就是要高消费,一个月1万块的工资要拿3000块买盲盒,竟然还有人告诉我这叫Fashion。我还是那句话,年轻的时候这叫幼稚、冲动、可爱,到了30岁还这么干就是愚蠢。

等到了上有老、下有小的年纪时,你就知道储蓄才是你最好的朋友,才是最大的风险对冲。要是实在不想存钱,那肯定是买金融资产,要是觉得个股很难挑,那就买基金;要是碰到市场波动怎么搞,做定投啊。要是都讲到这份上还不听,那就谁都没有办法了。

有时候想想,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就像金融资产,一部分收益来自国家和历史的系统性风险,另一部分收益一定来自个人选择的个体性风险。

但不管怎样,归根结底,个人选择始终才是我们自己命运的钥匙。 

也是代际跃迁的关键。

 

Tong, Peter